详解慈善信托之理论篇：两部大法 五大保障

来源：金融时报 胡萍

 连月来，慈善信托一直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伴随9月1日《慈善法》正式实施的日益临近，有些信托公司已经开始积极筹备，期望在该领域有所作为。日前，本报记者就慈善信托相关问题采访了信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执行所长邢成。

记者：从法律分类角度，《慈善法》中慈善信托与《信托法》中公益信托是何种关系，二者有何异同？

邢成：从涉及内容的角度看，慈善信托与公益信托基本可以等同而论，例如，《慈善法》第一条和《信托法》第六十条都规定了扶贫、济困、救助灾民、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维护生态环境以及发展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内容。

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而言，二者还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法律依据不同。慈善信托依托《慈善法》，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慈善事业，保护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公益信托依托《信托法》，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前者侧重慈善事业，后者强调信托关系。其次，法条定位不同。《慈善法》中提出“慈善信托”的目的主要是为阐明慈善行为的一种组织形式，即从慈善财产的受托人角度将信托作为选项之一：“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可以由委托人确定其信赖的慈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担任”。而《信托法》中“公益信托”则是从信托目的出发，着重阐述公益信托与私益信托的不同和区别。再次，实操门槛不同。严格来讲，慈善信托可以更多从社会、伦理角度去理解，公益信托则更多从法理和制度的层面去运行。例如：当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时，其受益人完全有可能是已经确定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贫困、孤老、病残或者优抚人员，这在一般慈善活动认知中几乎是无可争议的惯例。但按照公益信托的规范，公益信托中的受益人必须是社会公众中符合规定条件的人，而不是委托人特别指定的人。换言之，如果以特定的某一人或某些人的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即使这些人属于贫困病残人士，也不属于公益信托。因此，在《慈善法》范畴内的某些信托形式可约定俗成的称为慈善信托，但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记者：信托业界颇受鼓舞的是《慈善法》将信托公司列入受托人以及明确主管主体，慈善信托是否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邢成：其实在《信托法》基础上信托公司已经具备了开展公益信托的基本条件，《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当然是一个重大利好因素，为信托公司更广泛的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提供了更完备的法律保障和更便捷的操作平台，必然进一步推动和提升公益信托的发展。

记者：《慈善法》实施后具体有何利好？

邢成：政策保障。《慈善法》出台后，民政部明确表示将有选择地开展慈善信托试点工作，2017年将制定出台有关慈善信托的备案管理办法，做好、做实制度标准的设计并尽快出台，积极推动扶持政策的出台，与有关部门一起积极探索慈善法首次提出的国家为慈善事业提供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以及在用地、产权转让等方面的优惠。

组织保障。《慈善法》第五章专门列“慈善信托”一章，明确将信托作为慈善活动重要机制之一，规定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信托公司可以作为慈善信托的受托人。

制度保障。《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从设立到终止整个过程由公益事业管理机关监管，但是《信托法》始终没有明确该管理机关主体归属的问题，导致公益信托因无法确定主管机关而无法设立。《慈善法》则明确了民政部门作为监管部门的地位，避免了相关行政部门懒政、不作为，相互推诿，导致公益信托主管部门一直缺失，严重滞后的弊端，是对公益信托的一大制度保障和政策利好。而作为主管机构的各级民政部门需在《慈善法》基础上，制订公益信托监管的实施细则和监管办法，紧密结合《慈善法》与《信托法》相关条款，使二者紧密衔接、口径一致。

监管保障。按照《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需采取审批制，这使得公益信托的设立难度大大增加，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信托业在黄金10年发展中，符合《信托法》要求的公益信托为数极少。《慈善法》则确立了慈善信托设立的备案管理制度，使得慈善信托的开展更具有操作性。而且，《慈善法》建立了备案制和税收优惠的联动机制，体现了对行政审批权的削减和对慈善事业的支持，无疑将对公益信托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机构保障。《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监察人为必设机构，当事人设立公益信托时必须设立监察人、选择监察人，其过程往往比较复杂，周期较长，降低了公益信托的设立效率，同时增加了公益信托的设立成本。但《慈善法》规定“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根据需要，可以确定信托监察人”，把是否设置监察人作为委托人可以自愿选择的事项，使得《信托法》中公益信托必须设置信托监察人的规定具有十分灵活的选择性，这使得慈善信托的设立具有明显的便利性和高效率。